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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本文所引用案例均来源于北大法律信息网，限于篇幅，不再做案情介绍。

那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尤其是近十年来的普遍关注，新的共识已经在路上。进入专题： 宪法学 学术史 学术争论 研究范式 知识转型 。

[49] 参见陈斯喜为翟小波的《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所作的序。[16]由此引发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有学者感慨，‘什么是宪法这个命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40] 宋惠昌：《宪法原则与民主政治——试论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基本途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④]（一）为什么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什么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段学术历程作为分析样本呢？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密切关联，是观察新中国宪法学研究脉络的第一条线索。今天，各家主张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实施。

甚至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民主话语的盛行，也源于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对这种宪政观的集体信奉。[29] 程洁：《宪政发展应着力解决好法治、民主和人权的关系》，《法学》2008年第4期。但实际上，基本法律之间、基本法律以外法律与基本法律之间都有冲突。

尽管我国的大部分基本法律均已齐备，但社会管理领域中的部分重要法律仍然没有制定。因此，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也是合法的。另一方面，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把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法的法源而直接引用。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立法以及同级政府部门的横向立法很容易导致行政法法源的冲突。

尽管组织法制定于1979年，上述规定也早于宪法，[7]但宪法通过后，该法历经了四次修改，应该有机会改正与宪法不一致之规定。二是行使宪法规定的固有职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相冲突。

比如，《侵权责任法》作为一项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以解决上述问题。（三）改革执法体制，完善综合执法体制行政机关在执法时，经常会出现争夺权力的现象，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执法法源的冲突，但也与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有着密切关系。行政机关以此为执法依据，执法打架是不可避免的。

[2]法学界对我国目前法的渊源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法源主要指制定法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法律和国际条约等。而制定法是国家有权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由于涉及部门利益，各行政机关之间往往互不相让，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过多次机构改革，但我国各级国家机构不断膨胀和人浮于事的弊端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行政执法的各种乱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

但实际上，上述三种途径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我国行政法法源冲突的局面。因此，改革现有的行政执法体制，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执法法源冲突的状况。

解决我国行政法法源的冲突，需要长时间内多方入手，逐步进行。有人认为，既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那么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就是可诉的。

这其中的抽象行政行为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者改变前，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是有普遍约束力的。这主要指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之间的冲突。第二，加强备案审查和法规清理工作。（一）法自身性质导致的法源冲突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只能调整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当然，如果行政指导的内涵确定，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非强制性达成一致的话，这个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是指个体对某一事物最近一次接触的印象要远大于之前的感知和认知。

《行政诉讼法》尽管赋予法院对规章一定的审查权，但是法院仅有权适用或不适用，无权对规章作出合法与否的评价。因为根据法的效力的一般理论，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必然无效。

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却规定医疗机构进行登记的机关是批准其设置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立法法》对此处理有原则性规定，但具体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但是对于二者的效力高低问题，法律并没有预先作出明确规定。二是政府部门利益作祟。

行政诉讼是经常性的，因此这种审查的作用十分巨大。有些法在制定时符合社会发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原有的法律规范无法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冲突就产生了。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长期没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即国家统一性与地方自主性之间协调困难，很容易陷入一收就紧，一放就松的怪圈。法律专业人士是指除律师以外的其他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包括立法机关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政府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法学研究人员和法学会的专家等，他们对行政执法的负面评价高达22.00%，值得我们思考。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包括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如果立法权专属于国家权力机关，那么法源冲突的现象将大大减少。我国的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关系变动迅速，很多法律、法规已不符合社会现实，让行政机关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果。

一方面，对于法律规范有违反上位法规定、侵犯其他部门立法权限以及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备案审查机关应该指出问题后退回制定机关进行修改。加之各部门相互制约，缺乏启动冲突解决机制的动力，因此《立法法》的有关制度设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

[8]下位法规定在先、上位法制定在后，但下位法不及时修改而导致行政法法源冲突是常见的现象，只能在今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逐步改正。如《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作为行政执法重要法源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皆有可能与上位法发生冲突。在列出的30个问题中，受访者对行政执法的满意度最低。

行政执法的上述法源在行政执法中的作用毋容置疑，但这些规范性文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复杂、时间较长且原则性较强，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给行政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在特定时间和特定语境下制定的法律规范，在执行时就有可能产生冲突

五种形态由低到高依次是自然经验型的实施发现形态、惯例化的制度实施形态、治理主权制度与政治主权制度实施形态、规范或价值实施形态，其中，惯例化的制度实施形态、治理主权制度与政治主权制度实施形态属于制度经验这一层次。[25]实际上，党政联合发文既说明着执政党的行政化事实与倾向，也透露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居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只要亲近哪个国家机构，该机构也会因此表现得相对强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的延伸而已。

[66] 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以研究假定、论证（逻辑）、论题指向与论证策略为核心》，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中，与其说要关注中国宪法实施问题本身，不如说要关注中国宪法实施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既是政治的，也是规范的，是以立法者为核心的，而非以法官为核心的，但是其最终目标是要为规范主义宪法学的实践运用奠定必要的政治前提，[12]所以，笔者也将这一脉政治宪法学对于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间接关注归入政治化实施的内涵之中。